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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艺考之中国第五代导演综述

编导戏文 2021-07-23 16:11:08

中国第五代导演综述

张军钊1983年拍摄的《一个和八个》标志着第五代开山之作。成长于“文革”,毕业于80年代初期的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吴子牛等中国第五代导演,是中国当代电影中一支生力军,本期小编就整理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综述,编导艺考生必备!

他们以其独特的对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方式,参与到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的文化发展态势之中。在彰显出第五代电影与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大语境同步的同时,更彰显出他们的改编电影,在诸如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改编观念、改编模式,改编风格的多元化,尤其是使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化方面的探索与超越性价值。

“第五代”导演们的艺术创造是中国新时期电影史上最令人扬眉吐气的风景,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游离世界电影主流几十年后,又重新融入到世界电影潮流中来。“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大都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到了肯定《霸王别姬》《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作品也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包括A级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在内的诸多奖项,有的作品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奖提名。他们用新的观念进行电影实践,尤其是在电影影像方面独树一帜,他们的创作使中国电影重新受到国际电影界的重视和褒奖,开创出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即“第五代”。

“第五代”导演的成功之作大多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青睐和倚重,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电影与文学的一种深层次对话,而不是电影对文学的简单模仿。“第五代”导演非常重视电影艺术的造型性和影像艺术活动本体,其中浓厚的文学情结不仅没有缩减改编自文学原作作品的电影属性,反而更加凸显了电影的这一鲜明特质,使电影特性更加鲜明独特。“第五代”导演正在渐渐接近于西方某些艺术家的改编观念,即把文学原作看成是一堆未经加工过的电影素材。“第五代”导演在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中矢志不渝地贯穿着自己对电影本质的理解和自己独特的思想,使其真正成为电影化的作品。他们在文学改编的影片中留下了自己创作个性的深刻印记。

导演的整体创作倾向

“第五代”导演在整体创作倾向上体现出一致性。就题材选择和叙述内容而言,“第五代”导演热衷于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又具有强烈的主体精神和反思意识。

进入新时期之后,“第五代”导演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文化图景,在传统与创新、历史与现实、国家与世界、启蒙与现实之间徘徊,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之下,“第五代”导演以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试图给予历史和未来以自己的解读。他们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对宏大叙事的热衷,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和“第五代”导演内在的精神建构。陈凯歌曾经说过,自己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而是“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 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 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

由此可以想见,“第五代”导演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自发的主体愿望和对社会人生异常宏大主题的自觉追求。他们积极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采用新的艺术手法,汲取新的思想理念,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度,在选材、叙事、人物、造型、构图、镜头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着意追求富有思想深度和文化意蕴的影像符号,喜欢营造有着浓郁文化历史沉积的象征性意象,强化电影声画造型和视听空间的表意能力,对历史、文化、社会、人生作出了新的电影阐释。“第五代”电影被人们称作“自传民族志”。正是由于“第五代”导演的作品象征性、主观性、寓意性特别强烈,因此,他们才是特殊的一代,是难以被复制的一代。

“第五代”

导演的风格特征

1.超强的情感力度

第五代导演走向社会之时,正好是中国滔天苦难结束之时,他们有充分的自由把刚刚过去的那些苦难记录在银幕上。于是第五代导演作品在叙事表现的情感力度上与所有此前的中国电影明显地拉开了距离,使中国电影在审美形态、艺术形态和文化形态上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中外影坛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波。

以人物的反叛精神为例,这种情感力度的渲染是第五代导演精心刻画的一个重点。在张艺谋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意义非凡的银幕形象,在《红高梁》中。“我爷爷”、“我奶奶”那种具有自然野性的行为能力,使得中国影坛一片哗然。那是一种和我们印像中的中国农民完全不同的形象,没有了传统的保守和麻木,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追求自 由和情感释放的力量。

2.巨大的思维张力

第五代之前的导演在影像叙事上遵循最古老最传统的叙事方式,电影情节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观众在观看电影时甚至能够猜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伏笔与曲折感不强。

第五代导演则不然,一改过去对英雄甚至是楷模事迹进行叙述的传统,开始注重小人物的描写,电影主人公注定是“命运多舛”,观众不可能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电影的情节跟随导演思维的无限延伸,前面的镜头也总是给下面的故事埋下伏笔。从某种程度上,第五代导演对陈旧思想的颠覆构筑了他们所执导影片的曲折离奇,主人公看似平坦实则迂回坎坷的命运,成为了影片的最大看点

3.强烈的认同感

所谓认同感,是指观众对电影人物命运以及触定位的认同。刻画与观众距离不远的角色是第五代导演的又一特色,而在影像叙事学上,情感认同不仅帮助他们获得国内观众的认可,甚至一些国外影评人也对此大加赞扬。

第五代导演在制造情感认同方面的方法主要是“人物形象的真实化描写”,电影中人物是被抽象出来的人,但又具有其真实性。导演制造电影认同感的常规手法是立足本土,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漫长的文化积淀铸就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一系列情感表征符号。比如唢呐、花轿、二锅头,都是外国观众所不能体会到的特殊价值层面的元素。《黄土地》中典型的农村民风,《红高粱》中特殊的乡村背景,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脱离不了他们曾生活历练的乡村。导演在刻画这些人物的时候,将社会整体的文化或者更为宏大的具有重大億义的政治会融汇进来。

“第五代”

导演的视听特色

1.民俗奇观

第五代导演电影中的民俗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真实的民俗,一种是虚构的民俗。

所谓真实的民俗,是指影片中展现的民俗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电影只是将现实中的民俗搬到银幕上。电影《黄土地》就大量运用了真实的民俗,其中对迎亲、腰鼓和祈雨等场面的表现可谓经典。

虚构民宿指本不存在(无历史依据可考)但极具有象征性、隐喻性的民俗活动。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点灯”“灭灯”“封灯”的仪式贯穿在影片始终,这种仪式也是张艺谋根据苏童小说里的一句话编造出来的虚构的民俗。灯笼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事象,本来是吉祥喜庆的象征,但是在这部影片中,灯笼却是身份、地位和性欲的代名词。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影片中使用 了民俗元素,这些民俗元素有些可以代表某个区域,有些甚至能代表我们整个民族,这些元素的出现能唤起观众的某种记忆,某种熟悉感,使观众倍感亲切,感觉到影片表述的就是身边的人和事,同时它也是第五代导演向世界宣布“这就是中国”。

2、民族方言

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创作之初并不能使用方言,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一规定也延伸到电影的审查中来,审查的时候必须是普通话,禁止使用方言。因此当田壮壮的藏语版本的电影《盜马贼》创作完成后,在中国甚至不能通过审查,翻译成普通话变得非常别扭,只有法国的一个人愿意买电影的藏语版,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是翻译成普通话之后的版本。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北方言以电视小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下,人们被这种轻松幽默的效果所吸引,方言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第五代导演开始尝试在电影中融入方言,方言电影得到了电影审查机构的默许。于是结合文学改编的地域特征,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大量运用当地的方言与民族声乐、器乐,使得电影更加具有历史沧桑感和写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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