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提到陈凯歌，脑子里《霸王别姬》的身影就开始徘徊，不可否认，它是陈凯歌一部巅峰神作，可是各位同学不知道的是，还有一部电影不禁让人连连叫好，是哪部呢？南京编导艺考培训班也一起猜一猜吧！
导演: 陈凯歌
编剧: 高力力
主演: 王学圻 / 孙淳 / 吴若甫 / 关强 / 康华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1986
片长: 103 分钟 / USA: 94 分钟
又名: The Big Parade
陈凯歌1987年导演的电影《大阅兵》绝对是被忽略的一部神作。
之所以称之为“神作”而非好片，是因为它属于一种在我看来可以被归类出来的较为特殊的电影类型。这种类型不是根据题材或技巧来划分的，而是以一种研究的角度来审视影片身上带有的特质。此类型的电影可以被当作极佳的样本用于解释或分析，本身是艺术作品却可以被当作纯粹的材料，即作者的存在可以被搁置，转而关注作品本身的可能性。
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解读”在这种类型的电影身上往往是失效的，因为（正如应试教育所倡导的）执着于给作品寻找“中心思想”或任何企图依赖作者意图把握作品的行为很难得到预期的收获，甚至会大失所望。这类作品是不适合去下定义的，同时也就允许了多种观点借由它得以阐发。
另一方面，作者并非被剔除在作品的解读之外，只是作者在客观或主观上处在暧昧的立场——由于我们无法完全获知作者的创作状态——与其揣测作者的“意图”，不如透过作品呈现的技法去把握作者的创作风格。
毫无疑问，倘若交给全体观众去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是较难衡量作品的艺术成就的。因此符合上述特征的电影类型不一定有好的口碑，这不难理解。作为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个人第二部电影，《大阅兵》在豆瓣上评分6.6，知名度相当低。
事实上，这部看似“主旋律”的影片当年在国外收获的赞誉和讨论甚至比国内更热。浏览国外的评论文章，大多给出中肯的评论，认为若撇开政治宣传的嫌疑，电影在技法上可圈可点。（也有影评人认为导演真正传达的反倒是个人主义。）这里的技法应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叙事上的，二是美学层面的。本文主要关注叙事，将从以下三点切入。
集体意识还是个人主义？
影片讲述的是：为建国35周年阅兵受训的某部队，在教员孙放的严格训练下，受训部队经受重重考验。
在学员中，吕纯是个倔强的高中毕业生，在方队里文化水平最高，没考上大学，理想是参军、上军校、干一番大事业，可日复一日单调、枯燥、艰苦的训练和教员的严厉使他无法理解，一度准备离队。
来自江南的秀气少年刘国强，颇爱美，机灵狡黠，在站立训练中顶着40度烈日，发高烧仍站在队伍里。郝小园母亲病故，想到母亲生前希望在电视看到他参加阅兵，因而归途中又返回方队。
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战士江俊彪，受人恶作剧蛊惑每夜用背包带捆住自己的罗圈腿，白天拖着红肿的双腿训练，终究还是遭到淘汰。
李伟成是个当兵十五年的老连长，没打过仗，为了立功并升迁参加阅兵，起初隐瞒自己会昏阙的病情，最终选择退出。
从整个故事的主线来看，六个主线人物起初各有各的个人问题，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走向集体的统一，像是一个个体受到集体意识规训的过程。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终归会面临对个人情感与集体荣誉的关系处理，往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最典型的投射，即讲求牺牲个人利益换取集体利益，去除小我意识树立大局观念，亦即所谓的“主旋律”。
如果《大阅兵》是一部以打造“主旋律”为目的影片，却又是不太合格的，能够很明显地分辨出导演有较强的意图想在影片中试探性地反思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这是一部真正的政治宣传片是不会考虑和涉及的，因而只能将本片看作受政治宣传部门支持的军旅题材电影，无法划归为政宣片。进一步说，甚至可以将其视作披着“主旋律”外衣的艺术片，这个论断应当不会太过分。从国外电影节的反馈来看，影评人们也是注意到这一点的。
如果站在个人主义的角度阐释，是可以成立的：影片正是打破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惯常模式，聚焦于大集体中的若干个体，正面描写个人在集体面前所能表现出来的困惑乃至反抗。很多镜头都用于刻画士兵们对个性的追求。
影片结局的归宿无疑是集体意识的认同，但过程是可信服的，步步为营。之所有达到这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恰恰是因为没有宣教的气息，并容许客观的冷静的视角存在。诚然，这种信服大概只停留在理解的层面上，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怜悯与恐惧”中可以体现“怜悯”情绪的宣泄，不至于催生传统政宣片所期望的强烈鼓动力。
在影片中，人物行动的趋势是护卫集体利益，有趣的是，动机并不完全出自纯粹的、高尚无私的“利他”精神，而是根植于个人利益，这也是一大突破点。参加阅兵作为一项荣耀，名义上是集体的，集体中的个人对这份荣耀的渴求却最终归诸切身利益：有人希望借此提升、有人希望借此尽孝、有人需要借此成婚、有人需要借此“赎罪”，等等。且不论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达成目的的背后映射的是怎样的荒谬现实，就动机本身而言，确乎是立得住的。
倘若再尖锐一些批评，则又可以指出，这种表面上“戴着镣铐跳舞”的尝试最终指向妥协，不足以被抬得过高，甚至是一种更危险的倾向：观众在宣泄本能情感的同时暴露了本就软弱的个体意识，极易被集权的意识形态统制和招安。
同志电影还是战友情深？
在一次以“我们是否还需要严肃影评”为核心议题的电影论坛上，陈凯歌回忆自己带着《大阅兵》到美国犹他州参展圣丹斯电影节，结果美国一位著名影评人跟他说：“你很勇敢，因为你拍了一个gay movie（同志电影）”。陈凯歌对此很惊讶，他说自己只是想在这部电影里讨论一下在威武雄重的方阵中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导演陈凯歌谈及此事的态度是存疑的，有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的《霸王别姬》作为涉及同性题材的一部旷世佳作，在国内遭受噩运。基于对国情的考虑，或许导演选择避而不谈。
换言之，假设《大阅兵》中导演的确自觉地表现了同性情感，也不一定会承认。况且即使成立，也很难判定为同志电影，影片的中心不在这里。只不过，正如该美国影评人所言，出于自觉地表现了同性的情感放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是勇敢的，也是难得的。
《大阅兵》中，在视觉上最容易被怀疑做同性情感的镜头应为：教员孙放在自己的房间里给生死之交的老战友江俊彪擦背和洗脚。二人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一条隐藏线索，关于江俊彪在战场上救回孙放一条命的这一秘密是由他人口中流出。而教员孙放在训练过程中对江俊彪先后的袒护和爱护所引发的争议，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之一。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瞬间是，当李伟成私底下找来江俊彪，预备通知他将被淘汰的事但颇难开口，为化解尴尬，憋出了一句“对我有啥意见没有？给我提提。”江俊彪一脸木讷，急忙否认并借口离开，继而气喘吁吁地奔至孙放房里，二人对视无言，江俊彪一句话没说突然又出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孙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动，正如旁观者所说，带有扮演的性质——这是出于潜意识的扮演，包含压抑的一面也包含释放的一面，是复杂的——同时印证了“关系即政治”和“爱即权力”的说法：起先，出于报恩的私情“以权谋私”，予以袒护，在关系中是给予者的身份；随后，秉承“公私分明”的原则，表面上一视同仁地严厉相对，背后则满怀温情；最后，基于“大公无私”的觉悟，不得不淘汰江俊彪；纵观整个过程，孙放俨然成了操控者。
无论是当作同志电影还是战友情深，本质都是个人情感，这与全片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即表现集体中的个人如何处理个人的情感问题。如果被认定为同志电影，本片侧重的依然是精神层面的相互依偎，从这个意义上说，怎样去看待片中对细腻情感的描绘都可以接受。
画外音的自白是否可信？
人物的自白以画外音的形式进行信息的补充叙述，是电影离常见的手法。一般意义上，除非理解为一种风格，否则画外音并不能称得上一种高级的电影语言，因为它直接将信息和盘托出，对观众而言是强制的提示，剥夺了观众自发、自由的理解。
然而，正如第一人称叙述总是值得推敲其可信度，作为画外音的自白是否可信？这里指的不可信有两种情况：其一，自白者是真诚的，但其本人也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是失真的（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常见的），主观视角本身有局限，倘若相信自白者的话语则等同于受限于主观的局限；其二，自白者是不真诚的，其有意识或下意识地隐瞒了真实信息，因而观众会被“误导”。
影片中多次出现画外音的自白，且分别来自于孙放、李伟成和吕纯。也正因此，此三人可以看作影片的核心人物，其心理世界是被直接关注的。而这些画外音自白的内容，也大多是三人之间的相互评述。例如，吕纯认为孙放的训练方法过于严格，又觉得他是对的；孙放对于吕纯的坦率既喜爱又担忧，吕纯的个性也让他转而反思自己；李伟成对孙放对待江俊彪的做法心生疑惑。
在本片中，自白所起到的作用，更多地不是交代信息，而是渲染情绪，引导观众生发相应的道德判断。换言之，即使自白所传达的信息是真实的，也会因为对观众有迷惑性，每一段自白出现的位置是经过设计的，每一个段落传递出的情感也是有安排的，因而自白的介入一定不可能是“无辜”的。
继而扩充到整部电影，似乎又联系到最初的议题：当我们试图就作品本身进行“解读”时，是假定创作者是可靠的；一旦创作者被证明是不完全可靠的，就有必要切断作品与作者之间的联系的权威性——并不意味着作品被隔离，而是作者被搁置——待到有需要的时候，从作品反推作者的可能意图。大多数的类型电影，导演对影片的控制实际上来源于既定类型的概念对类型下的影片模式的控制；那些值得开展多样化研究的作品，首先是突破定式的，其次是自足的、不依赖于认知经验的。
而在美学方面，本片堪称用镜头语言讲故事的教科书。应当归功于张艺谋的摄影，不夸张地说，摄影为整个影片提升了一个档次。
影片伊始，一段高空俯拍地面方队的运动长镜头，将整个停机坪上（空降兵部队训练场）密密麻麻的士兵掠影般地扫过，给人无穷无尽之感，着装一致的个体在集体中显得格外渺小，无法分辨，有如标准化生产的零部件。巧合的是，在《敦刻尔克》中有极其相似的镜头，即燃油耗尽的战斗机在滑翔中俯瞰海滩上一列又一列等待救援的士兵。有趣的是，二者都是从个体的角度切入，从小人物的视角表现大事件；也正因为如此，当镜头给到特大景别下的整个集体时，会令人思考：是怎样的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士兵组成了整支军队？以及，这些个体的士兵究竟为何而战？
此外，《大阅兵》的镜头安插了很多细节，粗略地观影很难注意到，而回过头来细看则发现整个摄影很少有冗余的部分，简洁而清爽地交待了不少信息。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是一部值得拉片的电影。
陈凯歌的另一部佳作《孩子王》名气稍高一些，同样在摄影上出彩，掌镜的顾长卫凭借该片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包括早已被封神的《黄土地》，陈凯歌早期的电影在美学上无疑是开创者，同时又展现了较好地学院派基础。进来，随着新作《妖猫传》再一次引发争议，尤其本世纪以来陈凯歌几乎和赔本的大制作“烂片”画上等号。如何看待一部电影或一个导演的艺术价值？就像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是否应当划分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无视宠辱与偏见，将电影作品当作材料来分析，而非“解读”。
